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陆子鸣和吴慎之，还是手握实权的顾焕州和李光旭，他们的立场、观点、目的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说是各怀鬼胎也不为过，这场较量从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只不过，这种不确定对上述这些人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所以，无论出现什么结果，只需要对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改即可。
制定规则的人，是不需要遵守规则的。
陈思远和姚启超虽然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但他们凭借着手中的掌握的资本，可以左右规则的制定，让规则最大限度的有利于自己，不确定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但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王大伟和林海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哪怕是在己方阵营最终获胜的情况下，都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和无奈。在波诡云谲的权力斗争中，永远不知道意外何时从天而降，他们可能因规则受益，也可能被规则绞杀。
放眼天下，有多少小人物拼搏了终生，最后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眼睁睁看着别人辉煌，而自己却籍籍无名。事实上，这已经算是好结局了。
在大功告成之际，被无情放弃也不在少数，所谓大局观，说穿了，就是小人物为大人物做出牺牲的过程。
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在这场风波之中，任兆南是第一个殉难者，从大名鼎鼎的全省首富、明星企业家到黑老大，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那下一个殉难者会是谁呢？
在此役中冲锋在前，风光无限的王大伟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将成为那个倒霉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才要把事情闹大，闹出人命，闹到天下皆知，闹到舆情沸腾。
他几乎做到了，通过对张晓亮的调查和释放丙哥，将矛盾的中心重新聚焦在了林海身上，同时，他暗中锁定了余红旗，只待这个冷血杀手行动，他便来个一网打尽。
也许有人会问，王大伟不过是警察而已，即便现在当上了省厅副厅长，在真正的权贵面前也不值一提，他哪里来这么大的胆量和能力呢？
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太幼稚了。
王大伟的背后，其实是站着顾焕州的。
顾焕州对吴慎之的恨，与陆吴之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场斗争中，顾焕州不愿接受任何妥协，说得具体点，他不仅想要吴慎之的权，甚至还想要他的命！
于是，顾焕州和王大伟出于不同的目的，却选择了同一个结果。有了顾焕州的默许和支持，王大伟自然如虎添翼，他挖好了陷阱，布置妥当了机关，只等余红旗一脚踩进去了。
作为利益链条的最末端，负案在逃十五年之久的余红旗，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只是谁也没想到，他确实左右了局势，但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余红旗，64年生人，在动荡的年代中长大，从小就好勇斗狠，八十年代初期，就是当地社会上的着名狠角色了。
与扁头一样，他也属于那种反社会人格类型，对法律和国家机器有着天生的藐视和仇恨。
由于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二十几岁的余红旗就背负重案，常年漂泊在外，长期的逃亡生涯，让他对警察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仇视。
八十年代末，他自感在家乡很难混下去了，于是便动了南下的念头，为了在异地他乡可以生存，他决定搞一支枪。
最终，他把目标锁定了一名乡镇派出所的副所长。
在一个深夜，他埋伏在副所长下班回家的路上，趁其不备，突然发动了袭击，将人杀害后，从身上抢走了五四式手枪一把和七发子弹。
由于是异地作案，加之当年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这起案件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至今仍旧是一起悬案。
身上有了硬通货，胆气自然壮了许多。很快他就登上的南下的列车，并在车厢里邂逅了怀揣梦想的陈思远。
当年的珠三角地区，是国内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区，每天都有大量的打工者涌入，治安非常比较混乱，为了加强管理，治安联防和收容所便应运而生。
这本来是件好事，可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上述两个新生事物，最终却演变成了诸多打工者的噩梦。
那时候，只要没有暂住证，一旦被联防队员抓住，随即送往收容所强制劳动，劳动结束后往往会被遣送回原籍，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仅东莞的樟木头收容所，就总计遣返过上百万人次。推而广之，数量真是大的惊人。
对余红旗这样的负案在逃人员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联防队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只要发现外地人，立刻进行盘查和抓捕。
余红旗仗着敏锐的嗅觉，多次逃脱，但也有一次被堵了个正着，情急之下，他只能拔出枪来，这才将联防队员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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