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顿了顿，干枯的脸上硬挤出一丝尴尬的笑容说道：“家里有点事耽误了一会儿，唉，恼火地很！”父亲张明德对他老婆的独断专横也早就没辙了。
以前还会因为一些譬如地里种西瓜还是种大葱、圈里养6头猪还是养10头猪这样的问题，他会跟沈秀兰意见不合，那些时候他也曾试图拿出男人作为一家之主的那种强硬来压制沈秀兰，好让她服从“领导”安排。
但是屡屡碰壁，很显然沈秀兰才是这个家庭当仁不让的统帅，她不管其他几个人你认不认可同不同意，她老早就把自己放在统帅的位置上了。
这样几次三番之后，张明德对于这个家庭的家务事就都不再做主，听之任之了。
刘老师这个中年男人，对于眼前自己的同行加同龄人背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似乎格外理解，无需多问，用一种“你不说我也懂”的神态将那一双洞若观火的目光从父亲脸上移开，转了个身跟父亲说：“跟我走吧，说起来也算你们运气好。”
父亲一听这话觉得有谱，忙问：“是怎么一回事？”
刘老师边走边跟我们说起了这次中考我们学校的师生住宿安排情况，他如此这般曲里拐弯絮絮叨叨，街上车水马龙有点吵闹，我跟在他们后面听得不是很清楚，总之大概情形就是我跟父亲眼下最麻烦的事都能被他给安排妥当了。
但那一年的中考，我就像中了邪一样，在考场上脑仁发胀，精神恍惚，完全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试卷上。那些题目看似都复习到过，但又不太一样，仔细一琢磨跟平常练习的差别还挺大，下来听几个平时学习好的同学对题，发现自己错的更是离谱。
那一年的中考成绩，我成了我们那个学校最大的冷笑话，平常我是年级前三名，但那次中考成绩我估计连年级前五十都难进。
假如考的没这么差，那没上师范还可以去上其他的中专学校，但我那个成绩，那些正规一点的中专学校都不会录取我的。太次的，又不敢去读。
我就只剩华山一条路，只有去读高中了。
父母原本是没打算让我读高中的，他们对我初中之后的安排中心宗旨就一个：要尽快就业。这下可好了，读了高中还要考大学，考不考得上要另说，假如没考上，就业就是一大难题。
那个暑假，父母唉声叹气，愁眉不展。我比以前更加勤快，更加听话，没事不敢在他们面前晃，免得无端招来一顿骂。
我表面上是乖顺的，但内心里是迷茫的、叛逆的，有那么一两次，我甚至想干脆离家出走算了。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实在是太压抑了，见我考成那样，母亲把中考前一天我跟她顶嘴她受的气全盘向我发泄，没完没了的说道，逢人便说我不听话，是个次货。
要是别人说我点好，她会列举出一大堆她认为我不是个省油的灯的证据来反驳人家。好像只有把我批的体无完肤，才能平息她的怒火。
我已经十六岁，听着自己母亲那么说我，绝望的要命。只有在他们下地干活去，留我在家里做一些家务活时，我才能得到片刻的清净。
暑假过到快要结束时，父母终于做了决定，让我去读高中。
到了新的学校，我似乎又有了新的希望。
我心里想着，父母终究还是爱我的，他们并没有就此让我辍学。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确实很差劲，因为一直在还买房子的借款，这段时间把猪卖了，还一笔钱；过段时间把刚收获的玉米卖掉又还一笔，就这样不停地倒腾着。
在那种情况下，父母也承担了很大的生活压力。他们把城里买的房子简单收拾了一下，让我住在里面，作为一名走读生，每天骑自行车单边四五公里上下学。每周末回一趟家，带点自家地里种的蔬菜到城里。放学回到一个人的家里后，自己做饭吃。
或许是这样的读书生活过于劳累，或许是我背负的精神负担太重，上了高中的我像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每天昏昏沉沉，有着睡不完的瞌睡打不完的盹。
我每天中午赶回家，自己捣鼓着一个不听话的炉子，做了饭吃完就很想睡觉，不想去学校了。如果遇到下午第一节是体育课，那我肯定要把体育课睡掉，反正体育老师也不怎么管，不考勤，大家列队跑几圈之后就是自由活动。我只赶着去上第二节课就好了。偶尔有时候我会把整个下午都睡过去，第二天再去跟班主任编个理由解释一下，算是补了个假。
为了安全考虑，我不去学校上晚自习，因为下晚自习回来的路上都没什么路灯，很害怕。在家一个人学习其实环境更安静，但我不一会儿就又困得睁不开眼了，只好早早地睡了。
睡觉，是我高中三年的主旋律。瞌睡很多，记忆力很差，整个人很恍惚，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不真实。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状态。
即便这种情况下，也仍尽力保持着班级前几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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