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受欺负的人身上带有一种标记。这是真的。这种标记不是气味，不是相貌，甚至也不是衣着打扮。它总是在一些人们平常不去想的地方透露出来。对于许多从乡下进城读书的孩子来说，这种格格不入往往是在需要掏钱的时候浮现出来的。似乎周围的同学吃的用的都是好的，生活中从来没有烦恼。
其实这点是错的，城里孩子还是要上学和考试，而且竞争一年比一年激烈，可那是氛围上的问题。他们好像觉得那些公路、商店、高楼和商店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去洋餐厅吃饭也是副松弛自在的态度，仿佛什么人早就教过他们用餐规矩了。真的，他们从来不主动承认，但小刍却认定了有这样的事。城里孩子们已经在背地里建了套外人不懂的规矩，在那些不冷不热的微笑和言语后，他们的意思不止表面上露出来的那些。有时他按照老家的习惯做事，比如把午餐的菜全拌进饭里。这有什么不对？可那时他就觉得旁边的同学，尽管假装垂着眼睛不看他，眉毛却悄悄皱起来。他们刻意地摆出副鸡啄米的样子吃饭，仿佛是他的存在倒了他们的胃口。但是他不敢再那么做了。他只在心里想念老家的奶奶。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其实都是小事。偶尔飘过他耳朵的几个词，那些来不及收起来的眼神和怪脸，或者无意义地在他旁边多绕的几步路。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他自己大部分时候也不会想起来。只有当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在公交车站孤零零地瞧着流血的夕阳，或是缩在被窝里听着外头父母的争吵时，那一个个微小的瞬间才会回到他心里，让他觉得胸膛里有个巨大的漩涡。他害怕天亮，害怕去学校面对那些隐晦的眼光，害怕自己永远都是个读不懂规矩的外人，像只在晚高峰车流旁惶惶不安的野狗。
可他的确是个外人。在这座城市里是这样，在家里也是这样。父母是不会明白他这可笑的恐惧感的，他们辛辛苦苦地卖货，或是在自家美容院里起早贪黑地干活，才能在高高的水泥楼里买下一间房子，然后把他送进城里的好学校。他们连他未来几十年的人生都规划好了：读初中，读高中，上大学，找个城里女孩结婚，生本地户口的孩子（最好是两到三个，至少有一个儿子）。这个规划是完美的，无可置疑，他们想不出小刍到底有什么可怕的。曾有一次他畏畏缩缩地把自己的感觉告诉妈妈，而她告诉他这不过是他多心。旁人的眼光根本无关紧要，等你赚钱了，出息了，成功了，这一切自然就会改变。
妈妈是不可能的害他的……但成功的那一天距离小刍实在太远了。他不知道在此之前他还要这样过多久，最早也要到高考结束的那天吧？或者大学毕业的那天？那时他就长大了，能成为一个无所畏惧的人，自如地处理一切此刻叫他害怕的事。可那实在是太久太久了，他需要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苦熬，熬到所有事情都能自己做主的时候。那一天对小刍来说还很远，但在他心目中却有一个独立的榜样。
在这座冷漠而古怪的都市里，只有蔡绩是他的朋友。他们是同乡，几乎算得上发小，虽然小刍很早就被父母送来市里读书了。他对故土的记忆总是家门前的高粱地，还有爷爷奶奶坐在房门前的矮凳上做农活的样子。而蔡绩来这里并不为读书。他是来打工的，在一家同乡所开的修车店里。他和小刍哪里都不同，只有一样是他们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们是外来者。蔡绩比他还讨厌这里，讨厌给高楼挡住的天际线，讨厌城里人脸上那种笑。但是他也不怀念故乡——他家里没有什么人了。
小刍的父母不跟他细讲老家的情况，他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些事：如果你家里没人了，同邻居一起规划好的公共排水沟会莫名其妙向你的田地挪动；收获前后的夜里甚至白天都会有人去你家的田里挑拣；还有无止境的闲话。村子里的人可不会只是用眼神瞧瞧你，所以就像小刍的父母问他的，同学盯着你看又怎么了？在这对夫妻眼里，城里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废物，外表机灵实则蠢钝，正像那些指甲长长无事可做的有钱女人抱在车座里的哈巴狗，没有半点吃苦和斗争的精神。只要努努力，干得比他们都成功，这些眼神早晚会变成嫉妒。而且他们也不能像乡下的亲戚那样一听你发达就伸手管你要钱，要你安排工作和住宿，否则他们就会在乡里传播流言，鼓动人们故意在你养鸡鸭的地方撒老鼠药。
一直有传言说蔡绩的叔叔是因为误食老鼠药而死的，他的叔爷爷是个傻子，或是个疯子（这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会不会张嘴咬别人的脸）。这两件事小刍不知道真假，因为蔡绩没有说过，是他暑假回老家时自己听说的。在“情报宣传站”里——他父母经常这么叫村口那家人的前院，仿佛觉得这个说法很好笑——总是坐着好几个人，他们成天在那里说话，眼睛盯着每一个进出村子的人，估量人们做了什么，是否高兴，或者每天挣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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